中国文与中国人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本汉著的《国中语和国中文》。⾼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呢？那无疑的是因为国中化了。他的确对于国中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国中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国中字，以为对国中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揷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国中恰好相反，正认为⾼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国中文的“含混的地方，国中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国中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国中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国中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国中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揷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国中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曰《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２〕⾼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国中，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国中语和国中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