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老罗以他专横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儿子坚强和能长时间吃苦耐劳的一面，画画却改变了罗小的一生。如果那时候罗小没被父亲限制自由，罗小天生好动的性格就绝不会去上绘画，无疑他今天的生活势必就要重写。或许那是一幅调很灰暗的油画，就跟王大力一样来来去去地进牢房。那么他今天就不会是我在下一部中篇“开创自己”中所写的罗斌。那是另一部小说的任务。

　　1972年罗小进入初中时改了名字，罗小变成了“罗斌”

　　这是他人生的一条分界线。他在初中、高中、知青和大学同学及后来的同事和朋友都只知道他叫“罗斌”而他的小学同学和老师及H师范的大人小孩却只叫他“罗小”罗小改名纯粹是画画引起的。罗小在升人初中前的那个漫长的暑假，忽然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父亲明文规定他不能出门。尽管他每天都要做三餐饭，但那毕竟只是两三个钟头的事情。余下的大量时间同清晰可见的氨气样围困着他，使他无聊到了极点。于是他开始坐在桌前用钢笔画手、步、飞机、大炮和坦克之类的武器来消磨困守着他的没法作用的时间。有一天，姐姐的一条新手帕遗在桌上了，那是条崭新的手帕，上面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就是这条手帕在他身上“注”了新的血。他开始趴在桌上画它，先是画在图画作业本上，画完后他感到很好看，便动了要画幅大的贴在墙上的愿望。“我要买1张画画纸和1盒水彩。”他对他母亲说“我在屋里没点味。”父亲在一旁道：“你想画画，那我们支持。”

　　翌他母亲买了张绘图纸和1盒水彩给他，他忙裁出一条长幅铺在方桌上，握着铅笔一丝不苟地临摹着“嫦娥奔月”他画了两天，画好后，他把它挂在当头美滋滋地欣赏个没完。父亲从的防空里一身泥巴地回到家里。连藤织安全帽也忘了摘就立在儿子身后与儿子一道观赏。父亲那张厚实的方脸上生出了些和蔼的内容。儿子注视自己的画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父亲却从这幅画上觑见了儿子的将来。“你的笔字还需要练习。”父亲瞥着“嫦娥奔月”几个歪歪扭扭的笔字说。罗小道：“我会练咧。”

　　“罗小这个名字也要改一下才好，”父亲盯着落款处儿子的名字思考着说“你将来要是画出点名堂来了，这个名字就不像个画家的名字。”父亲深谋远虑的模样又道；“名字要显得正规就好。”那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征求起儿子的意见来了“小，你过来。”

　　老罗坐在桌前，举着一张写了好几个名字的纸，让儿子选择“你看哪个名字好？”“随便罗，”儿子受宠若惊得脸都红了。父亲瞥他一眼“那就取个文武斌吧。”那年罗小一进入中学，便在报名册上填进了“罗斌”的名字。

　　1972年罗小家有些可喜的变化。先是二哥（母亲的乖儿子）病退回城了。1971年冬，二哥在常德农村修水库，因1扁担挑6箢箕土（显狠），一不留神“炸”了。二哥在常德县人民医院躺了一个月。1972年初，二哥拿着医院出示的“不可再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证明和公社里退给他的档案和户口，回到了长沙市。二哥生得十分英俊，一支竹笛吹得呜呜呜呜叫，脸上的笑容总是那么灿烂和温馨，逗得好几个年轻姑娘常跑到罗家来找他。

　　二哥心颇高，对几个主动来找他的姑娘一百个看不上眼，尽管这中间不乏身材和形象称得上可以的姑娘。二哥为吓跑这些姑娘，拿出母亲前前后后为他买的三副护带进行展览。“这副最宽的下雪天气系，这副中号的刮北风时系，这副小的下雨时系。”二哥解释说，我是个一年里要系三副带的病人。但这丝毫吓不跑这些姑娘，反而给她们提供了一个表白爱情的机会。二哥因不愿听就“哎哟哎哟”地哼着，做出疼得不行的样子。罗小二哥的苦恼就是想摆好几个姑娘的追求。二哥回到城里便假积极地天天参加街道上组织的学习。与婆婆姥姥一道学“著”

　　罗小家的第二个变化是姐姐罗丽丽于这年秋天招工招到了长沙市市政工程公司修马路，虽然这不是什么好工作，但毕竟端起了“铁饭碗”用不着再为她没工作而焦虑了。

　　1972年家里的第三个变化是体现在罗小的父亲身上。1972年军宣队撤走了，防空停止挖了。父亲被安排进了校办工厂劳动，从此再用不着干“穿山甲”的勾当。那时的校办工厂没什么事做，十几个人磨洋工地干几小时便万事大吉了，不像在的防空里整天挖着泥巴。那段时间，罗小的父亲像儿子上绘画一样上了裁。家里当年为姐姐买的那台蝴蝶牌纫机等于是为父亲买了。起先他只是为自己和母亲做几条“米袋子”似的短，接着他参照1本裁书替自己裁了条长，居然做出来了，接着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买了好几本裁书、画粉、皮尺，一下班回家，忙戴上老花眼镜，把一叠布搁到干净的门板上思谋着，乐此不疲…罗小读初中时，他父亲仍管得他很紧。17中离罗小家只有5分钟路，从罗家出门走过两条街，拐上一个坡就到了17中学的两扇木大门前。老罗亲自带着儿子报的到，一路上对儿子进行谆谆善。老罗抬脚跨进17中校门时，低头看了下表，从家里出发到学校门口用了5分钟，从校门口走到儿子读书的教室前时父亲又看了下表：1分20秒。罗小的班主任是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姓高，他周围站着十几个已报了到的男女同学。他们都用蝉蜕似的眼神瞧着这位居然要父亲带着来报到的男同学。他们不明白罗小的父亲“押”儿子来的用意，事实上罗小自己也不明白父亲的用意。当父于俩回到家里，在花生壳灶前打仗似地炒完菜，坐到桌前吃饭时，儿子才知道父亲陪他去报到的目的。“从家里到学校门口只需5分钟时间，再到你报到的教室只要1分20秒。”父亲代说，望着儿子“我还给你5分钟时间解手，那应该足够了。

　　10分钟去10分钟回，绰绰有余。我抄了份作息时间表，中午12点正放学，下午4点半放学。你必须在12点10分或4点40分到家。听见吗？”儿子很凄凉地垂下头“听见了。”“超过我规定的时间回来，”老罗很凶地盯着儿子“我要捶死你。”老罗又说：“不会给你再有干坏事的时间。你要明白！”“我明白”罗小进一步痛苦道。

　　那时候读中学丝毫不像现在的中学生这么辛苦。那年月读书看不到曙光。读大学变成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小学毕业只要“子红苗子正”也可以上大学。因此，教师教书和学生读书都表现出了不负责任。罗斌读初中的两年，很少做什么家庭作业，他的大部分同学也很少去理睬老师布置的作业。课代表，尤其是英语课代表形同虚设，全班50个学生，每天却只有十个本子，甚至几个本子交给英语老师批改。班主任高老师教的政治，一个月难得布置一回作业。数学老师犯了点作风错误，故在讲台上很有些自暴自弃，自己把自己“臭”得一塌糊涂。物理老师也布置作业，但从不收本子看。物理老师为此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每个同学都要学会自己去独立思考，别指望老师。”语文老师起先捧着一颗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责任心，很想教出点名堂来，时常在讲台上讲解家庭作业中出现的不应当的错误，边点名点姓地训斥这个批评那个，这自然就惹得很多同学反感她，到后来没有一个人作业本给她看了。“你怎么不作业本？”“忘带了。”“你呢？”“没带。”

　　“那么你又是什么原因？”“作业本被别个丢了。”“你不知道去买一本？”“我爸爸说算了，”那同学说“我爸爸说反正读书和不读书都是下农村。”语文老师气得眼睛瞪得跟板栗一样大…罗斌的父亲虽然口口声声要罗斌专心读书，其实他也受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见儿子根本就不做作业，一天到晚拿支铅笔画这画那，也就没有去反对。那年月招工表里有一栏目是很令平头百姓动脑筋的，那就是填写“有何特长”有特长的自然比无特长的占优势，进厂后也被厂领导所器重。长沙市曾经传过这样一个笑话：某工厂招工，一名填表的女青年在“有何特长”栏内写道“能歌擅舞又行医，会二胡兼画画”长沙一百四十万人口里有一半人知道这个笑话的内涵。这个笑话是罗斌的二哥奉献给全家的，既然特长对一个人如此重要，父亲支持儿子画画也就理所当然了。

　　罗斌姐姐的那条“嫦娥奔月”的小手帕，开始了罗斌至今仍拥有饭碗的装修生涯。罗斌画了四幅“嫦娥奔月”第一幅他姐姐的一个同学要去了。第二幅刚刚挂到墙上又被姐姐的另一个同学骗去了，第三幅被母亲的同事——一个丈夫在部队里工作的老师狠狠鼓吹一番后拿走了。第四幅“嫦娥奔月”一画完则被二哥占为己有了。那时住在他家前面的吕家夫妇，一个直肠癌一个食道癌相继去世了，吕家住的两间房子便一分为二，其中一间分给了罗家。罗斌的二哥把那间房子当成了他的“宫殿”他掘地半尺，运来石灰，炉渣和黄泥，打紧再打紧，铺成了春天里也干燥无比的三合土。接着二哥又把墙壁和天花板粉刷一新，把门窗也油漆得锃亮。罗斌画的“嫦娥奔月”自然也入选进他的“宫殿”了。二哥差不好远就是美男子了，当然母亲就特别喜欢二哥。母亲为二哥买了辆当时时髦的凤凰28型自行车，给二哥买了块上海牌手表，给二哥买了台声音纯正的红灯牌收音机，还给二哥买了支声音尖亮的铜笛。但是母亲却舍不得在罗斌身上花钱，罗斌买铅笔也好买水彩也好，都要跟母亲斗争半天。“你这号表现，”母亲看这个儿子不来地说“画什么鬼画？”“我要画，把钱给我。”儿子道。母亲不肯给钱“你只要不当牢改犯就是积德了。”母子中的仲裁者自然是父亲“罗小画画还是要支持，老黄。”母亲不情愿道：“他要钱的态度好坏咧，好像做妈妈的欠了他八辈子债。”父亲侧过脸来望着儿子“你对妈妈的态度要好。”“我态度是好，”罗斌申辩说“我要买水彩。”于是，罗斌墙上渐渐贴了红红绿绿的画：《嫦娥奔月》，《仙女撒花》、《岁寒三友》及猫、老虎、奔马等等。他的未来开始在自己的当头“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