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国中人了解国中，帮助非国中人棗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棗别再误解国中。
国中人不了解国中。为什么？国中太难了解了。国中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国中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京北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元纪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国中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元纪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国中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国中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儿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国中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考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一部国中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国中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国中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棗十万种！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
，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国中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国中，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从事这种“⽩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国中太难了解了。古人实在不能了解国中，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认D练，笨头笨脑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
”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国中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国中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国中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奔；国中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国中人
九有两个，洋鬼子九有四个…并且，国中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內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国中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国中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国中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国中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国中人，要想了解国中，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国中人要想了解国中，只有标准本教科书，只有《薛仁责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宮》、《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国中的真相不在这里，国中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国中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舂秋配》。
国中没能被了解棗全盘的了解。国中被误解了。国中是庞然大物，国中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国中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以为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国中人喜
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棗“象形”象形就是
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画它，愈画愈像，所以这个“像”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牵象”牵象⼲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国中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系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
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当象再回国的时候，国中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姿态出现，让国中人瞎摸了。
国中人不了解国中。不了解国中有什么。
国中人对国中无知，这是国中知识分子的失败。国中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国中人对国中的了解，实在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准，国中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国中知识分子。
国中知识分子是国中最可聇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国中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国中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不但使他们品格诺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群众，影响普遍的国中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国中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桂桔”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骄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呼朴”、“绚丽”或是“⾰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的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桂格”、“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平观念
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住、被传统的耝糙肤浅住…这样的一再，国中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国中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嘲。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国中知识分子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耝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直也好、铁板⾼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昑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或因深⼊而浅出。国中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曾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
已算得上是我们国中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国中摇笔杆的真失败！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国中人了解国中，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満⾜，知识分子败北之⽇，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満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国中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国中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二老一支，⼊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
修反对，他也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満朝乌烟瘴气。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国中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
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宮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以外，国中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物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夜
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国中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庇、拍一样的马庇。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
与特上，却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国中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国中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棗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国中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国中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棗被割掉殖生器；国中第二部正史（汉书徘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脫罪，第二次以涉嫌叛死在牢里；国中第三部正史（后汉书徘业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途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国中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国中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蹈、消极的洁⾝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纪以来，国中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
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察警。
但现代⼊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棗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国中內地，⾜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国中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戈．久“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
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贵的国中“书生传统”近代愤
的国中智识之士以及若⼲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国中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命忽视了国中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嘲》发表的那篇李敌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贵的国中‘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国中，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国美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国美人回敬，说你们国美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国美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家国，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美，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国中这么⿇烦。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国中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国中是一个充満了万年、⼲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舂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国中“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国中？
国中人不了解国中，国中人了解的国中只是“国中口号”；非国中人不了解国中，非国中人了解的国中只是“国中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国中，也没有了解国中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贵的国中‘书生传统”’的人，以“种⾖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国中⼊门书，它的意义棗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棗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国中功夫”这是李敖的“国中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国中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国中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国中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睑上有口⽔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国中，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儿孤神女、不论是⽩⽇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国中人，他们是国中的生命，他们是真的国中。
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不出户之⽇在湾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