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国民
写八年抗战史，往往说共产不打⽇本人而打军国，抢夺地盘，乘机坐大。乘机坐大没错，但他们不必自找⿇烦打军国来抢地盘。地盘被⽇本人侵占的太多了，只要在敌后继续不断地打游击，就可抢到很多地盘，赢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战，愈有机会坐大。
国共两曾互吹谁的抗战功劳大，但有一点国民绝对无法比的，那就是抗战决心。据英文《剑桥国中史》估计，抗战期间，央中军投敌队部多达五十万人，就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敌人的降将就有四十二人之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Ｖｏ１．１３，Pｔ．２，Ｐ．５７１），而共产导领人以及红军中没有一个在抗战期间降敌或与⽇本人偷偷谈和的，更没有当汉奷的。这种情况，国民又何以自解呢？
国民说共军打军国，其实是军国打共军。蒋介石于战前没能消灭红军，已感到十分遗憾；战时见共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灭共。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对共中充満杀机，绝对是事实。之所以如此，因蒋氏原以“红⾊将军”起家，深知共之厉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
格，更加害怕共中会夺取他的权政，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对他而言是笑话。他的戏路老是想“惟我独尊”不让别人在政治比赛中获胜。但是用“強”的，便会有反弹；強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弹的结果是自己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左舜生到湾台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泽东。⽑泽东
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民无二主，我‘不信琊’，偏要打出两个太
给他看？选”国民在⽇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不只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已自大狂到
信它是“耀如羿
九⽇落”中的神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落了，后羿还不是⾝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不信琊”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
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共产，然而国共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完全决裂，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举国一致抗⽇的大环境里，蒋不敢公然大举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战后期，剿共的意愿虽然增⾼，但碍于际国观瞻，不敢贸然动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泽东对蒋介石的挑战，有时针锋相对、有时退让，尽量不导致决裂，也就是⽑氏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维持抗⽇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在央中
府政之下，奉蒋介石为最⾼统帅；另一方面则维持红军及共区的立独与自主，不惜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因此冲突与矛盾固然不断，但共产不与国民决裂，奉行国共合作长期抗战的既定政治策略。
⽑泽东不肯决裂，蒋介石不敢决裂，国共只好走⽑泽东预设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路。⽑摆好棋谱，请蒋来下，自非对手。蒋虽在军事上占优势，却在政治上处处被动，退居劣势，难怪蒋在一九四○年三月九⽇记道：“惟共产作祟为可恨耳。”（《蒋总统秘录》，页二六九二）蒋谴责共中拥兵割据，反动无异封建军阀，⽑一点都不会脸红，因为国中仍甚封建，要⾰封建的命，就要有军队。所谓“
杆子出权政”⽑本学自蒋。⽑说过：
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命的。为了反⾰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央中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辛子陵《⽑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二三）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蒋介石始终不喜
“国共合作”的提法，因这种提法
本把国共对等起来，平起平坐，然而他本不承认共产是合法的政。他不要联共，而要溶共，要把共产合并于国民，犹如军队之收编，化掉以后，实现一个、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想。所以周恩来虽一再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总是大剌剌地回答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选”（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三、三六三）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共产，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擦摩。值得注意的是，蒋⽑对付⽇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強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民人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
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抗⽇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赢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郞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两⽇，展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的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二十五⽇早晨，一支⽇军辎重队部进⼊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军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军第二十一旅团陷⼊重围。九月三十⽇，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军国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保卫武汉期间，⽑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导领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生新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強调团结，并提醒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页七十一），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的、秘密进行的蒋⽇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共产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満⾜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对⽇和谈的诚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五届五中全会上，內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醒唤魂”目的是要国民警惕各地共竞起的“艰险”以強化国民，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強化，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裁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对付共产的办法，诸如《共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活动办法草案》、《第路八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问题处理办法》等等。（见《国民五届五中全会纪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一九二七年清之剧烈，但⽑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央中⽇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矛头显然指向共中及共产主义。五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行游。从表面上看，国全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救国，然观其要民人“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主民义为名，行一人一独裁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益知抗战场战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机飞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机飞来
。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见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三）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
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准攻，做政治的反击，通电国全，指责口对內。（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页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Ｏ年三月初，共中十八集团军（即路八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擦摩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府政，擅设行银、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共中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谈判。朱德提出共合法化、保护《华新⽇报》、释放被捕共中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庒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內同志对共产问题之认识，使共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据地，以防范共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绝共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三四）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央中 府政行政院管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內，开往规定地区之內；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国中》）其目的，很显然是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尔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际国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也通电做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四三）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进行蒋⽇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紧张。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央中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呑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內开到⻩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共中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共中代表周恩来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杀屠的结果》，页一至十）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露反共谋，向国民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做军事让步。蒋遂于十二月九⽇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三十一⽇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开往⻩河以北地区。在⻩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十二月三十一⽇开往⻩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艰苦卓绝》，页二二四）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都北移。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六⽇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队部，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战七昼夜之后，仅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
被俘，参谋长（应是副军长、政治委员——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二年多前，⽑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深⼊敌后，开展立独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一九四○年九月十九⽇，共中
央中望叶、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又再度电催。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据地。皓电发后，⽑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內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一九八一）三，页二十）叶、项虽于十月中旬派一个进团北上至无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决心。项英仍屡向央中列举北渡的困难。同年十一月二十四⽇，延安又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开动完毕。”十一月三十⽇，⽑又电令叶、项：“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新四军到十二月三⽇才开始移动部分非战斗人员，完全不知情况紧急，还梦想要国民发饷弹后再开动。最后⽑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复电中，严厉批评项英，才于两天后立即北移，但又选择了错误的北上路线（详阅同书，页二十一至二十二），更加延误时机，并坠⼊国民军队的包围圈之內，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四⽇被歼。
蒋介石本来就想借故消灭新四军，于发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即密令顾祝同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见《皖南事变资料选》，页四○二）十二月二十五⽇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一月八⽇，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內，一鼓而歼之”（原件蔵南京二档馆）叶、项英不明形势，犹豫不决，不仅坐失突围的时机，保住实力，而且正中蒋计，惨遭歼灭。
蒋介石原估计需经三个月战斗，才能歼灭新四军，不料前后不过一个多礼拜。论功行赏，三十二集团军司令上官长官独得奖赏法币五万元（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大约是一百二十元）。一月十七⽇，蒋奋兴之余，断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军法审判。一月三十⽇，对此事仍感満意，在⽇记上写道：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命过程中之大事，其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中山舰事件也。见《蒋总统秘录》，页二七一七。
他把此事与中山舰事件相提并论，甚有意思，有助于理解中山舰事件的质，原来都是自我导演的反共狠招。不过，对他而言，皖南事变还不如中山舰事件成功，并没有把共产庒下去，甚至损人损己，完全得不偿失。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却忘了他以导领抗⽇的主帅，歼灭了一支于抗⽇有功的队部，于理已经有亏。他的军委会发言人说新四军叛变，因他们要开往被敌人占领的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据地，更是自失立场，被⽑泽东讥为“替⽇本帝国主义尽忠”被扣上外通⽇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见《⽑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四至七三五），给延安提供了一个向重庆做烈猛政治进攻的大题目，令蒋处处被动，一面要钳制国內舆论，另一面又要向苏、美、英各国解释，弄得焦头烂额。特务不准重庆出版的《华新⽇报》发表新四军被团歼的新闻，已见心虚，而周恩来在一月十八⽇报纸第二版开天窗处，仅书：“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开天窗处，题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
戈，相煎何急？”反而轰动重庆，引起对共中更广泛的同情。国民特务查噤报刊、捕打报童，反而愈描愈黑。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更是失策？选撤销有什么用？反而把新四军“解放”了，不再隶属以蒋为首的国民⾰命军序列。⽑泽东于撤销后的第三天，就以共中
央中⾰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该军虽被歼灭六千余人，但在华中与苏南总共尚有九万余人，蒋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调往⻩河以北的事了。事实上，⽑泽东于皖南事变后，将江南的新四军加上⻩克诚部编了七个师，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正式发布命令。不久又在华中建立三个战略地区，正好让红军在华中地区尽情发展。一九四九年五月，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攻占海上，并出任海上
长市，谭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军人马。即使在军事上，蒋也是绝对得不偿失的。
在政治上，⽑泽东更是针锋相对，攻势凌厉。指责国民亲⽇派策动反共⾼xdx嘲，
与⽇本联合剿共“以內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立独、以裂分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一）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在这样严厉的指责下，难怪蒋介石对⽇和谈常常有心无力了。而⽑泽东更进而提出十二条相
，不仅要求认错、取消“反动命令”还要求释放政治犯、废止一专政、实行主民政治等。最有趣的是，⽑还要求蒋“实行三主民义，服从总理遗嘱”表示蒋既未实行，亦未服从。
在共中強大的政治攻势以及中外舆论庒力下，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內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共中决裂，并強调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口气已经改攻为守了。三月一⽇国民参政院将开幕，共中参政员七人声称皖南事变善后办法未定夺前，拒绝出席，又给蒋介石出了难题。蒋于三月八⽇会上保证“以后绝无剿共军事”并“诚恳地向⽑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并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以及释放被国民第十六军扣留的路八军李华等二十五人。三月十四⽇蒋还特别请周恩来夫妇吃午饭。（见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九八）此一发展促使⽑泽东于三月十二⽇致电周恩来时，径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的反共嘲得逞，但新四军事件不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统一的军令、政令，更加无望了。
很多人认为皖南事变终结了国共合作，甚至说⽑泽东因共产际国庒力才同意抗⽇统一战线，正好乘此机会终结，真是笑话？选蒋不要决裂，⽑为何要决裂？难道希望蒋⽇和谈成功，联合起来剿共吗？⽑因皖南事变对重庆做烈猛的政治攻击，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击之余，他不指名蒋，只称“亲⽇派”而且以“实行三主民义，服从总理遗嘱”以及保卫民族家国为说，显然留下余地。⽑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是⾼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产际国忽然解散，蒋介石以为共产主义完蛋了，乘机再度招降共中，哪知就⽑泽东而言，没有了共产际国，犹如少了一个管头管脚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无天的共中首脑，有了最后决定之权，蒋介石又打错了如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