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淞沪抗战，人员伤亡的惨重、财产损失的大巨，难以估计。所谓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敌人；所谓持久，不过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在海上能打上三个月确实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本人想于三个月內服征
国中的梦想，然而为了持久抗战、保存实力，必须适可而止。但是蒋介石竟被英美各报赞扬我军在沪英勇抗敌而陶醉，居然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亲往前线视察时，向⾼级指挥官训话说要在精神上“胜过敌人”“使敌人溃灭”！(《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页四六二)这种鲁迅所说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并无补实际，我军虽浴⾎奋战，实已疲惫不堪，苦撑下去只是无谓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统帅，相信精神胜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况且他只喜
听报佳音，听到坏情况就大发脾气，以至于上下诡报士气旺盛，掩饰实况。最后大本营副参谋长⽩崇禧等再三苦谏，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
哪知转移命令已经下达，蒋介石得知九国公约将于十一月三⽇在京北开会可能制裁⽇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知兵的⽩崇禧告诉蒋，在敌人強大炮火下，已开始撤退的队部若再回原阵地，必起混
，甚至不可收拾，但蒋坚持不听。不听军事基本常识的后果，果然是进退失序而起紊，而⽇寇三个师团正好于十一月五⽇在杭州湾登陆，企图对我军包抄歼灭。在此紧急情况下，唯有再仓促撤退，已无时间计划，以致十万大军拥挤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敌人坦克追击，天空上有敌机轰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的队部，据冯⽟祥说，因仓促之间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钥匙(见冯⽟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结果这个蒋介石建设多年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放弃，岂非天大的笑话？陈诚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讲《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也承认不能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的。(原件蔵南京二档馆)蒋介石一意孤行导致撤退不当，使淞沪之败更加雪上加霜！
从代价甚昂的淞沪之战到极度混的仓促撤退，再度证实蒋氏军事指挥能力的严重缺失。任何指挥官如此，都应撤职查办，但谁又能撒蒋委员长的职呢？中军国民只好跟着他硬⼲。他的军事知识如此，政治常识又如何？从他冀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可见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结果不仅德国与意大利帮⽇本说话，连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战争”
本无法给予⽇本略侵者任何制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奋战的英勇官兵，以及无辜横死的国中百姓。
⽇寇以陆海空三军重型装备追击溃不成军的我军，并分兵三路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实在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当蒋介石于十一月十七⽇至十八⽇连续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时，德军国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李宗仁、⽩崇禧都不主张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按际国公法不能再动武，可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参阅《李宗仁回忆录》、WhenTigersFightP。66)，不过从政治上考虑，南京是首都，终不能不战而弃守，故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建议，以少数队部做象征
防守，然后主动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蒋介石既不听李宗仁等的主张，也不接纳刘斐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所谓国府和国⽗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须死守。是以当唐生智慷慨陈词，愿与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蒋意，即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死守首都。不过不到两天，蒋于十一月二十⽇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蒋介石又于十二月四⽇，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说是守南京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更说将亲率云南队部来解南京之围云云。蒋介石又于十二月十一⽇晚上，自江西发电报给唐生智，说是“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蔵南京二档馆国民府政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后看来，都是不负责任的决策。事实上，他早于⽇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的七⽇清晨，飞往江西去也。
声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十一月二十七⽇向新闻记者说明保卫南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队部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引自宋希濂《鹰⽝将军》上册，页一七五)十二月九⽇，唐生智以司令长官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噤队部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页一八一)。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十二月十⽇，⽇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十二⽇下午敌军攻占华中门，不到两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无撤退计划，当⽇只开了二十分钟的撤退会议，就决定分路突围，以至于造成当晚在下关极度混的悲惨情况。据李宗仁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队部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
，扫
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五八)的地步。
“自相残杀”之后，⽇军于翌⽇进城，又大肆烧杀奷
，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杀屠”当时有二十七名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自愿留下不走，为惨绝人寰的大杀屠做了见证，为南京成为“人间地狱”(alivinghee)留下记录。其实，⽇军在进⼊南京之前，已开始沿途杀国中人为竞赛游戏，并见诸⽇本报纸(详阅Wilson，WhenTigersFight，P．68-81)。然而战后迄今还有不少⽇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杀屠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际国军事法庭判决书》)。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器的优势，以陆空立体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点进攻，势不可挡。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坚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处处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強，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十二月十三⽇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竟谓：“府政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做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家国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页十三至十四)，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上。⽇军在鲁南之师，于三月十⽇南下，孤军深⼊，在台儿庄被国中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据⽇方估计)，颇能振奋人心，只是兵力虽多，乘胜攻击仍感乏力，应歼而未能尽歼深⼊的⽇军，更不能扩大战果，改变战局。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內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做决定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队部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认识到“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內，正是敌方机械化队部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遂于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五月十九⽇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精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见蒋致程潜函，原件蔵南京二档馆)但他责备多数将领“畏缩不前”、“指挥无方”(见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手令，原件蔵南京二档馆)，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挥全局的最⾼统帅。
蒋介石于五月二十五⽇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军自津浦路西进，又怕⽇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进以及平汉路南下攻掠武汉，居然听从第一战区司令部里两个参谋的建议，批准掘开⻩河南岸大堤以阻敌于豫东。蒋“以洪⽔掩挡敌军”的命令，
第一战区核办，原件尚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府政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六月七⽇，炸毁⻩河铁桥，两天之后即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炮轰决口，宽二丈，洪⽔滔滔而下，造成华北平原的浩劫：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损失财产按当时银价折算约九亿五千三百万元，死人近百万，生还的六百余万人在汪洋泽国中挣扎，损坏耕地一千七百余万亩，并形成后患无穷的⻩泛区。付出如此惨痛代价，并未能阻挡敌人夺取武汉。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统帅！
然而五十年代何应钦刊印“荷蒙总统蒋公核定”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竟想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书中记一九三八年《陇海路沿线之作战》一段中有谓：
六月五⽇我放弃开封，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六⽇失守，随即进扰新郑，七⽇敌轰炸⻩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这段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是“敌轰炸⻩河堤”说由于⽇本机飞炸了⻩河堤防，所以“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泛两岸成对峙形势”乍看起来，这话没什么不妥，细想一下，就破绽见矣。想想看，本来中军国队是一路败退的，突然间，⽇本机飞炸了⻩河堤，河⽔滥泛之下，敌我双方“遂沿⻩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这无疑是说，河⽔滥泛，把敌方攻势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滥泛是敌机炸堤的结果，敌机为什么要炸堤跟自己过不去呢？
《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段话，事实上，是道道地地的谎话，⻩河堤被炸，没有错，错的是炸它的，本不是⽇本人，而是国中人自己。——是蒋介石下命令⼲的一桩大惨事！(蒋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致程潜电，命令“须向民众宣传敌机飞炸毁⻩河堤”原件蔵南京二档馆国民府政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这一惨事，最早落墨于传记书刊者，倒是国民
宣传部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书中明言：“我方将郑州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对抗略侵的敌人。”(页二九三)但是董显光口口声声都是敌方的损失，却绝口不提我方的损失，这种宣传，固然用心良苦，却也技术奇劣。因为河⽔是没有眼睛的，岂能只淹⽇本人，不淹国中人哉？到了《蒋总统秘录》时代，国民的宣传有所兼顾了。《蒋总统秘录》在“⽇军溯长江进攻”一节下，虽然在宣传上对敌我损失都有所兼顾，但是“洪⽔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页一四四)寥寥数语，还是轻描淡写了的。到底国中“民众生活”受了多少“影响”？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一九三八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一九四三年为主。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河改道，⽔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个乡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后期一九四三年的损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后遗症。由于河⽔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败腐，终于引来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道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大官家的酒⾁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国美《家国询问报》(National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一九三八年淹死的国中百姓有一百万，⽇军只有几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国中百姓死了一千万！——一颗原弹子杀死的⽇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弹子！
据孟绝子《国民放⽔成》(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万岁评论丛书》第九期)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刊出后，国民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恼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办的央中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內部传阅的密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大公报》被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国美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道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修德(Theodore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国美访问的蒋宋美龄女士看了竟
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国美名记者兼名政论家⽩修德的新著InSearchofHistory在国美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七月三⽇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国中的部分，所介绍的內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
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国中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湾台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动手脚弄掉了。
盂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舂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內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一九四二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強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
、八成、七成。拖到十月三十一⽇蒋介石生⽇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府政已经把一九四二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
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啃树⽪。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
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
，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令⽩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的低泣！
《蒋总统传》说炸堤的效果延缓了汉口被占领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又说延缓的时间是“半年”可见各说各话，真相堪疑。石觉在《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论“⻩河决堤”说：
徐州会战后，敌寇囊括津浦全线，并侵⼊豫东，趁我徐州突围后措手不及，企图沿陇海路西犯，占据平汉路中段。而当时抗战心脏之武汉，情势岌岌可危，军事当局为破坏敌寇计划，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所需之准备时间，乃于中牟县之花园口附近决⻩河堤，使河⽔滥泛豫东，阻止敌寇之进迫，虽付出重大代价，然定安华中要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亦属值得。(页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民人都不通知就大放其⽔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要自己民人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军很快地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菗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队部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将做翻译。一九四O年川村成功回复国中国籍，改名陈文忠，后来做到政大⽇语教授，因为他是李敖难友韦正中太太陈丽德的⽗亲，一天他们齐来夜谈。据陈文忠说，当时他半夜醒来，发现⽔深及膝，才知道⻩河决了堤。李敖问他⽇本人有没有想到国中人会炸堤，他说⽇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本人判断，要淹死⽇军三个师，国中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万，蒋介石不会这样忍残。殊不知⽇本人判断错了，蒋介石的忍残，固大出⽇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蒋介石虽然忍残炸堤，若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姑算一说。但是即使是放⽔作业，也都没有“从容准备”而是来的。
蒋介石放⽔作业因为见不得人，所以一直赖在⽇本人头上，说⽔是⽇军放的。因为是扯谎，说法未尽统一。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说堤是⽇本机飞轰炸开的；《华中年鉴》(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华中年鉴社版)却说是⽇本大炮轰击开的；赖不在⽇本人头上时，甚至说是“大雨滂沱”后河堤自己裂开的(国民史会编《华中民国史话》中说法)…其实都是造谣。当时奉蒋介石命炸堤的是国民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转命上校参谋处长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湾台后，一开始不敢公布经过，后来因为《蒋总统传》出版，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张其昀监修《战史论集》里，由当年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出面，发表《抗⽇战争期间⻩河决口经过纪实》；六年后，魏汝霖再将此文以自己名义，改题《抗战时期⻩河决口纪实》，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战史会刊》第十四期发表。文中记录没有“从容准备”的放⽔作业甚详。《复兴关怀念集》(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国⽗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叙》中说：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河堤防，造成滥泛，阻止⽇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舂，正当枯⽔时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信不虚也。抗战八年，⻩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页一一○至一一一)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没矣，当然魏汝霖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共中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滥泛，宽约数十里，⽔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民人，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府政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
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湮没，当所难免。当年国全
民人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队部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拊武汉之侧背。故我最⾼统帅部(在武汉)⽇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河⽔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现居国美)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余等，情急有怒⾊，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蒋师长在珍及⻩河⽔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数⽇后，先总统蒋公又派胡宗南上将携其参谋长罗列再来决口工程处视察，罗参谋长列为汝霖陆军大学十期同期同学，场战上遇故友，畅谈决口经过，胡上将始相信成功，报告先总统蒋公而去。
三、共中前数年，曾在陆大区及港香报章上宣称：抗⽇之战⻩河决口时，淹死民人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痛恶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奷伪惯技。回思当时若非由⻩河大滥泛阻止⽇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酋”巢⽳延安亦将遭受⽇敌袭占。
这种检讨，可真滑稽。一百万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还说“灾区民人…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放⽔的效果，也是害民远过于困敌的，这由“⽔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况可以概见。据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的《华中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所收总统府机要档案《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徐州会战经过——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也不过说“六月开封失守。次⽇敌续陷中牟、尉氏，并进扰新郑；同时，以机飞对我⻩河沿岸守军滥施轰炸。六月八⽇，花园附近⻩河决口，洪⽔夺贾鲁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带尽成泽国。敌我乃隔⻩泛两岸成对峙之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等话，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绘的那样神话式的画面与效果。魏放霖的“战史”实难令人相信！
吴相湘《第二次中⽇战争史》中论“⻩河掘堤阻敌”说：
五月三十一⽇，中军国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河堤防，构成滥泛，阻止⽇军。六月四⽇，中军国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夜午可以放⽔。不料掘了三昼夜，⽔流不畅，而⽇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七⽇晚上，中军国改在花园口掘堤，到九⽇上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页四四七)
这片汪洋，因为⻩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
、西华、商⽔、沈丘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一九三八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一九四七年九月⻩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痛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重新合龙了⻩河。但是坏心眼还有外一章。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胜利后国民堵花园口决口，使⻩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淹解放区，因共中已在故道內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又不遵守协议，引起共中強烈议抗，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內战爆发，国民正好⽔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強行堵口放⽔，悍然使汹涌的⻩河之⽔流⼊故道。不过共中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
谋并没有得逞。(见李敖编《清算蒋介石》，页一三一至一四二)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本略侵军已控制从东北、內蒙一直到杭州湾的国中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早于七月十八⽇，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军于二十五⽇在九江登陆，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两天的⽇记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但是在三十一⽇向武汉各队部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家国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八月间向英国记者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四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本略侵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十月十二⽇在大亚湾強行登陆，再于二十一⽇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参阅蒋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记，载《蒋总统秘录》，页二五二四)，并于十月二十五⽇于武汉近郊
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強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为军国退出武汉告国全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从唐纵⽇记得知，蒋介石飞抵“南岳时，已两点钟，轿夫也未预备，至山上，房间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七十八)战时还要讲究“布置”真不可思议，应该想想遭大⽔大火无家可归之人。
武汉失守后，⽇本沿粤汉路南下，于十一月十一⽇攻陷岳。蒋介石以为⽇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两万余人，城內大部分房屋焚毁。当蒋介石于十六⽇自南岳山中到长沙视察，但见此一名城一片瓦砾。此一来，不仅当地民愤极大，而且引起中外谴责。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众的计划呀！这两万余条人命谁来负责啊！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察警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毙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烧掉长沙者，岂非蒋介石乎？他为了有替罪羊，只好挥泪斩亲信爱将酆悌了。
蒋介石先放大⽔，又放大火，这个样子导领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国中百姓更苦更惨矣！
蒋介石于失掉武汉后告诉国人，抗战已进⼊第二期，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说说而已。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中军国队转⼊山岳地带，通阻滞，⽇军不易进一步內侵，何况敌军战线已拉得甚长，无⾜够的兵力占据面积广大的国中，更不能服征恨⽇本人⼊骨的中军国民，唯有封锁与围堵以求
降。国中方面则凭山丘形势整补，虽有时出击，即如长沙之捷，并无力反攻，扭转颓局。整个战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状态，较好的东半壁江山，沦⼊略侵军之手。一九四○年七月抗战三周年，失土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见唐纵《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续增加。“转守为攻”云乎哉？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来的失败“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队部，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这段话讲得正确级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內。然而这段话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说：“我们⾼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这是逮捕与决韩复榘的“罪状”抗战期间被处决的集团军令一级的将领，还有石友三。石、韩都有反蒋记录，所谓因违反军纪而遭处决，恐怕大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处决不是经由正当的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务手段来处理的；死罪与否，全凭蒋介石手批。再说韩复榘弃守山东，或罪有应得，然而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级将领不知凡几，包括蒋氏爱将刘峙在內，不闻有何惩处，则更难免双重标准之讥矣。他没有提到的是，自抗战以来，他唯有从苏联获致军援。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苏联送给蒋介石一千架机飞、二千名飞行员、五百位军事顾部，以及二亿八千万元低利款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