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喊着革命反革命

　　国民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強调“恢复权”以来控制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嘲，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嘲与威胁反而与⽇俱增。

　　国民⾰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崇禧于二月十⽇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进，于三月二十⽇⼊据‮海上‬附近的龙华。稍后于三月二十三⽇，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炮轰南京城以‮威示‬，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三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三月二十三⽇“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国民⾰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命风嘲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奥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Kasanin)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手法，逐步赢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望渴‬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命分道扬镳。(见氏著ChintheTties，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左派与共产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三月十六⽇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部，直接向“恢复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报》。十七⽇抵达九江，毙市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二十三⽇捣毁设在安庆的省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杆子对付的行径，武汉‮央中‬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国中‬国民‮央中‬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为，把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什么命！”但是武汉‮央中‬
‮府政‬犹如遥控脫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央中‬，如三月三十⽇还发电请示军事外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命包围。(见《‮国中‬国民‮央中‬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纪录》)当然武汉‮央中‬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共中‬人，国民中重要人物如谭延、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九)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戈为鉴，不肯答应。三月下旬武汉‮央中‬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的‮裂分‬，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组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二六至五二七；另参阅WuT’ien-wei，ChangKai-shek’sApril12thCoupof1927P．154)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自安庆抵达‮海上‬，了解到‮共中‬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三月二十一⽇，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崇禧兵临‮海上‬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內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海上‬。周恩来与顾成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內的武力后盾。三月二十八⽇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揷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已久，到‮海上‬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分共牵涉到国民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裂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內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穗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一五)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海上‬，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蒋介石亲往码头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的最⾼‮导领‬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央中‬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页一八四)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的“谋”要打倒国民、打倒三‮主民‬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海上‬两次往访‮共中‬总‮记书‬陈独秀，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大多数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本精神。‮国中‬国民多数同志，凡是了解‮国中‬共产的⾰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实真‬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五⽇)

　　如果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共中‬的总‮记书‬，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见蒋等“清”纯粹为了反共而“清”、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不清，理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央中‬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四月五⽇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十⽇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央中‬与国府的最⾼‮导领‬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十三⽇，抵汉口的第三天，驰电蒋介石告知“‮央中‬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哪里知道蒋已于四月十二⽇在‮海上‬发动⾎腥镇庒，史称四一二事件。蒋显因汪离沪赴汉而老羞成怒，悍然单⼲，以示决裂，他虽⾝为中常委，既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国民‮央中‬与国民‮府政‬放在眼里，更无参与四中全会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

　　四月十一⽇晚，蒋介石命投诚的军阀周风岐派兵严守闸北，当晚杜月笙将总工会会长汪寿华骗到家里，尔后杀之。翌⽇清晨五时二十分，黑社会控制的‮华中‬共进会开始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攻击，直到上午十时，三百五十名纠察队被缴械。在浦东的纠察队抵抗最烈，死伤也多。同⽇下午群众集会市体育场‮议抗‬攻击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万人，海员工会宣布罢工。但是‮海上‬的商会却通电庆贺镇庒，并歌颂杜月笙、⻩金荣、张啸林三大流氓头子，摧毁了总工会与纠察队，更希望其他各地效法‮海上‬，杀尽共产。(见《第一次国內⾰命战争》，页五二八)在租界內的外国势力也颇合作，搜捕共产员和工人千余人，给蒋介石。然而‮海上‬工人仍不知蒋是幕后的黑手，当⽇还致电南京蒋总司令，电文曰：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十二⽇晨四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工人纠察队的械，同时被⽩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追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海上‬总工会‮导领‬全‮海上‬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的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海上‬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万不料同隶青天⽩⽇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生⼊死，从事⾰命者，全在解放被庒迫民族，而临终遗嘱，无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命精神、有着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马璐《‮共中‬史及文献选粹》第五部，页二十八)

　　蒋迟至四月底五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四月六⽇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海上‬《申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四月六⽇)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四月十一⽇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并镇庒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不尽此也，四月十三⽇，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风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扫，时降大雨，⾎与雨⽔齐流。同时南市‮行游‬工人也遭击。此⽇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杀屠‬市民。(见《第一次国內⾰命战争》，页五二一至五二二)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只有心里窃笑而已（‮国中‬国民‮央中‬监察委员于三月三⽇在沪举行“清”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华中‬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战时期》续编[二]，页三十七至三十八)，直至四月十五⽇，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央中‬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两个月內，声言对共产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海上‬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杀屠‬又从‮海上‬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国民‮央中‬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部继续“（一)厉行清(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页六)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国中‬周报》(ChinaWeeklyReview)记者斯诺(Edgar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Powell，MyTtyfiveYearsinChinap。157)后来‮共中‬说，蒋介石双手沾満了⾰命‮民人‬的⾎，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债。然而历史学者⻩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记》页八十一)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央中‬大为震惊，四月十三⽇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海上‬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命，在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纪之‮队部‬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府政‬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

　　十五⽇国民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杀屠‬民众，摧残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央中‬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国全‬将士及各⾰命团体拿解‮央中‬，按反⾰命罪条例惩治。”(《⾰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出版)但是蒋介石羽⽑已丰，⼲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在南京另立‮央中‬，制造一两府，导致宁汉‮裂分‬。二十一⽇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央中‬进而自立‮央中‬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央中‬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制裁，开除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央中‬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央中‬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央中‬痛责蒋介石为反⾰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命”有其具体內容的。那个⾰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中一‬国。然而蒋介石到‮海上‬后立即清反共驱俄，明显反“⾰命之精神”：镇庒工人，明显反“⾰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海上‬清除共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海上‬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史官辄以共暴，蒋介石讨⾚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军，而蒋正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军总司令成为讨⾚元勋，岂不是⾰命的最大讽刺？还不⾜以被称为“反⾰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海上‬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內助，则与⾰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命反⾰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海上‬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海上‬区委各部委‮记书‬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上‮察警‬厅正副厅长。(见一九二七年四月《‮海上‬
‮共公‬租界工部局警务⽇报》)‮海上‬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稀奇了。(参阅苏智良《‮海上‬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页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海上‬流氓，由于国民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