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蒋介石与“一·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权政。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边八年》，页二十八)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
內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內容，惟融洽属实，是⽇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十八⽇，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
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二十二⽇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二十八⽇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三月六⽇，国民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裂分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与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府政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強了民族抗战的意志，际国视听亦为之一变。”(湾台版⾼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府政陈友仁对⽇政策太过強硬，所谓強硬，不过是要和⽇本“和平绝”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队部，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队部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本海军为了不让⽇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海上
威示，并开进长江，向江
要塞扫
。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海上的⽇本侨民又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行游，请⽇本府政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间所有悬案，
本制止国中的反⽇运动。⽇本浪人更乘机在海上北四川路一带撕毁国中商店的反⽇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本⽔兵也在海上浦东打伤国中工人。十一月二⽇，海上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本人联合大会”⽇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国中。”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五个⽇本和尚给打伤了，⽇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二十⽇这天，借口向⽇本驻海上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国中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海上市府政立刻命令安公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一月二十一⽇拂晓，⽇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警报的守卫巡捕，⽇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一月二十二⽇，⽇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海上。一月二十三⽇，⽇文报纸传声警告：⽇本舰队司令和⽇本侨民宣言：要求国中 府政立即制止抗⽇运动，并解散各抗⽇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上电央中，表示说：“据报：⽇本海军及陆战队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家国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海上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本人屈服，答应⽇本人道歉、赔款、解散抗⽇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本人还是大动⼲戈了。
原因是⽇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府政纵使向⽇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九⽇⽇记中说：“闻昨⽇对海上⽇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満⾜，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夜午又冲突也。”(《华中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本人出卖的哀鸣！
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本人的⾊急难待，突于二十八⽇晚上侵⼊闸北“首向国中 察警开始攻击，继则攻击国中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本之犯侵”(参阅顾维钧《关于国中 府政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一月二十八⽇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
一月二十九⽇，《第十九路军为⽇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占我东三省，版图变⾊，国族垂亡。最近更在海上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二时在海上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华中民军国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而昭世界，炎⻩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
子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央中周报》第一九一期)
⽇本原是声称“四天占领海上”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本人吃到苦头。关于十九路军抗⽇⾎战，中外文字报道极多，但是论得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本事》。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本略侵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南京央中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五卷)里，说得更明⽩。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
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
⾝抗⽇并非出自央中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央中的命令而获得胜利，央中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本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密件给何应钦，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
梦”“大难已到”“我等若
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师共产之作战法”以跟⽇本人打个明⽩，才是正路。——可见连蒋介石师保级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军的感召，不认同蒋介石所为了。
在一二八事变一开始，十九路军的负责人之一——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电呈央中，说：“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毋任翘企。”
当时驻军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师的俞济时队部。俞济时是⻩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是⻩埔一期中露头角最早的。
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一九三二年二月一⽇《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华中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随府政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強，以保荣誉。中正。东。”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海上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肆《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战役概述》：
一月二十八⽇，⽇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央中于一月三十⽇电令本师限于二月五⽇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二月十⽇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海上市郊区集结；央中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二月六⽇《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华中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参阅《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既由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可见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海上，是出于被动的。而且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没有再派任何队部抵海上支援。所谓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嚷嚷”、“⼲打雷、不下雨”而已，因为蒋不下命令，谁的队部都开不上前线去。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即使出派的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已相当晚。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二月十六⽇上午九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十七⽇⻩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二月十七⽇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原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队部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民人 府政与广州“六一运动”》说：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国全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央中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听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撤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出派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央中 权政；反战派是央中大员们，他们妒嫉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做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二月十六⽇电)，如“此次第五军加⼊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以表现我国民⾰命战斗力之強，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二月十八⽇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给历史好看的，骨子里常常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这一特⾊，很可注意。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府政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海上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満海上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內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海上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海上不打，恐怕要酿成內战。”
“內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海上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十九路军为着⽇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嘲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
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浇到脊骨，一⾝全都冷了。我和任嘲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已派人来，说任嘲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菗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开第二次央中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的故宮，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
，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国中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一月底，海上十九路军抗⽇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避免者，故战前即有
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人(因早怀畏⽇降⽇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亡国论，引致⽇本进攻海上)；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国全
民人之同情与拥护(国內外民人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民人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于是由畏⽇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
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民人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本，报告军情，使⽇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庒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本宣战或绝。他说：
以国中国防力薄弱之故，暴⽇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內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內悉为敌人所躏蹂，国全政治、军事、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国中若与⽇本绝，⽇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国中”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海上《时事新报》)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抗⽇，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本人三⽇內亡不了国中，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陷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语见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汪兆铭、冯⽟祥、李济深、朱培德、陈铭枢致十九珞军电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电文，就可看到不少內中文章：
二月十六⽇——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天，十九路军致陈铭枢铣电：“我军连战皆捷，然非主力战，死伤已达二千，纪家桥一役，知敌亦不可轻。确报，敌到沪兵力已有三万余人，和议无望，敌只效占锦州故智，我退彼进，永图占据，稍一让步，闸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战在即，兵贵万全。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败则将陷家国前途于万劫。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內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方能先为敌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江北队部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镇江有保安队维持，八十八师之团可调归建制，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这通电文里，已有“万恳速请”蒋介石救援的话。
二月二十二⽇——“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烈，亦不能菗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通电文里，已明⽩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队部来。
二月二十五⽇——“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队部不断增援，我方队部却望眼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阵线，免为敌所乘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东各⽇，我军援队非到鱼⽇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內，尽量节省前线兵力，菗调队部，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这些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二月二十六⽇)——“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国全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晨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人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二带，做纵深配备，连⽇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理办，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通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有何用哉！
二月二十七⽇——“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二师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立独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二月二十九⽇——“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冲突，形势渐，⽇方亟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三月二⽇——“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一九三二年海上《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三月三⽇)，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海上《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海上的部分国民中委，就致电责问他：“⽇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海上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內。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异⺟。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国中
民人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二年条下：“三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府政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
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华中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又成怨谢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內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舍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进犯淞沪，央中即决定移驻洛，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国全，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队部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惟厚诬央中，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央中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中一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央中之命而奋进，自上月二十三⽇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二十五⽇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东各⽇，我军后方队部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队部，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二十九⽇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队部，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队部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自⽩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队部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队部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央中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军国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多方诘难，若必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碎骨之诚，尽对对国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残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轨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央中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国全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去打內战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一月二十八⽇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队部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了吗？第三，单从二月二十七⽇、二十九⽇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队部，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队部“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队部上前线才算啊！若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強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海上撤守以后，经过际国联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停战，五月五⽇签订停战协定。国中代表是郭泰祺、戴戟、⻩強；⽇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吉。外部次长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但是五月三⽇，抗⽇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郭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內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军国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內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军国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军国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国中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海上《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民人徒遭绝大躏蹂，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主民战而府政不战，国民昂而府政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府政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火线，而府政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府政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強，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莫京将军自述》，有这样的追忆：
海上停战协定，双方已签字，在我十九路军的一方，其情绪之难过，只可拿故央中委员杨沧⽩先生诗一句：“回面应知有泪行”才形容出来，不久这回面带泪行的十九路军奉命开赴闽省。(见《大成》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一⽇)
开到福建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用来做“內斗內行”的筹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蔡廷锴因“榆关陷落，平津危急”通电央中，表示愿意在“忍痛撤退，移师来闽”之后“负弩前驱，为国效命”(《蔡廷锴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电》，载南京《央中⽇报》，一九三三年一月八⽇)，可是蒋介石当然不肯。最后，十九路军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一个最能抗⽇的军队，一年前⽇本人辛苦消灭不了它，一年后却被蒋介石轻易消灭了。
是以把十九路军英勇抗⽇的事迹，记在蒋介石的账下，绝对是不虞之誉。恰恰相反，他联合汪精卫复出后，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特别想要剿灭江西的苏区。为此，他对⽇本略侵是绝对要妥协的，不肯还手的。错差的是，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因宁粤之争而调往京沪，否则蒋介石绝不会让非嫡系军队卫戍京沪。如果是嫡系队部驻守，在蒋介石直接调配控制之下，绝对不会于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还不是会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