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笔伐（1982—1992 四十
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按出版法第九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条“技术击倒”了它，使我因冤案⼊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內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凭文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凭文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湾台“⾼等法院”的法官林晃、⻩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二四九八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号”长市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湾台⾼等法院’1981年6月29⽇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湾⾼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湾台⾼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
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湾台⾼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当局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当局是“准湾台⾼等法院1981年6月29⽇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而要李敖“前来理办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湾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给台北当局呢？“湾台⾼等法院”在本⾝忙得案犊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当局，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还要兼办箝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的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长市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援”三、“噤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箝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噤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噤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样的，虽然《⼲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
不意的情况下“创世记”一般地出现了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狱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狱当天的清早，全部
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作法，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编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狱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狱后，林秉钦为了配合时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里编⼊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后来在狱中结识石柏苍，他一手帮我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狱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题泰国漫画》、《国中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央中，不许你央中》；第五期的《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职》、《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显
伪君子”和“隐伪君子”》、《“三⽑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的惊人秘密》、《喜
的与该做的》，总计一下，一共十七篇，这十七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到了第七期以后，其中虽有许多也是狱中偷运出来的，但那时我已出狱了，发表时候“传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我出狱后，每月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为主轴的魔鬼，从戒严打击到解严，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自然负蜗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噤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噤。直到国民主子蒋氏⽗子死光，李登辉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么对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评论》仍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大体都在每月一册的进度下飞跃前进、迂回前进、匍匐前进。…在前进过程中，有时情况近乎拉锯式的惨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为例，1986年7月23⽇国民出派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再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还不屈服，再印，8月4⽇又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一千五百本。我还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而我那种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就是要前进的刚毅格，于此可见一斑。最后，走狗们力不从心，才告罢。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终结者”到了1991年9月30⽇，《千秋评论》在创造历史十年以后，停刊进⼊历史，前后追忆，不无沧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赢得千载，却也值得。《红楼梦》开宗明义就点出：“字字看来皆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字看来皆喊打，自非昑风弄月的《红楼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书也。
《千秋评论》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三年两个月期间，其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余三十六期统统被查噤，查噤率是百分之九十。
《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以外，我还贾其余勇出了四册《千秋评论》号外。事实上，我以《千秋评论》为主轴，展开了外杂志的大串连。我几乎来者不拒地免费为所有外杂志拔刀跨刀，最主要的是邓维祯、邓维贤的《政治家》系、许荣淑的《深耕》系、周清⽟的《关怀》系、林正杰的《前进》系列等等，但是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郑南榕《自由时代》系。郑南榕活了四十二岁，但他“追随”我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他本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好生学，从辅仁大学哲学系转⼊湾台大学哲学系后，深受自由思想的启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与殷海光并无较深的渊源。他对殷、李的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时，他曾倭然下泪；李敖⼊狱时，他曾怆然若狂，这种感情，都是“我与苍生哭”、“我为苍生狂”式的，全无私恸成分。殷海光没教过他，他只是殷海光的再传弟子，但他对他老师——殷海光一传弟子刘福增、陈鼓应都看不起，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与郑南榕之间，并无私的发展，原因很简单，这两个人都是
怪气的，他们的表面格都不讨人喜，只有和他们深后，有识之士才会肯定他们。他们两人并无深的机会，自然总是“萧条异代不同时”至于南榕和我，情况就不同了。他二十多岁时，跑来看我，但我并无特别印象，原因是我虽不怪气，但有“洗脚戏门生”那种孤傲，以测验人，南榕似乎没有通过我那种奇怪的测验方式。但他并不灰心，十多年后，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他又来了，在“紫藤庐”里，他走过来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忆了这个穿短
的怪朋友。
那时南榕在《政治家》发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说他如果是“出⼊境管理的掌权人”他就要“噤止李敖出境”因为，湾台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个月的枯囚，同一时间许多人的心灵因而枯萎。”他对我的期许，情见乎词。此后来往渐多，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办杂志的事。
在杂志创刊之初，他请我到杂志社，拿出封底的设计给我看，上有赫然⻩⾊大字：“争取100％自由”当时我表示：我是《自由国中》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编，在国民庒迫言论自由的漫长黑夜里，我多年躬逢其盛，并且苦战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几十，始终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当时做这种表示，心里实在并不怎么乐观，也许是当年躬逢其盛的积庒影响了我，使我估算国民的余威，有所出⼊。但郑南榕显然比我乐观，他大刀阔斧地⼲起来了。我因忙于《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对他的帮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万”“⼲”之时，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连线作战，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却也不甘后人。回想创刊之初，我和南榕携手争取言论自由，南榕亲笔在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的自由（他是湾台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噤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不敢组前，他就加⼊了许信良的湾台
主民）、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宗教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从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自由时代系列》在郑南榕的实际主持下，最后打着李敖的旗号，真正做到了百无噤忌的言论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这种成绩与勇气，可谓历来所无！当时突破行动中，最有名的是连载江南写的《蒋经国传》，南榕这一举动，连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后却在封面印着“李敖总监”的声势下，冒险推出，由此一事，可见我对他如何纵容与信任，他对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想来不胜惊叹。
江南命案后，凶手之一“小董”（董桂林）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给我。在1985年3月23⽇，由一位“许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许先生”方脸，戴眼镜，⾝⾼约一米七○，微胖，年纪三十出头，外省口音，会说台语。他开门见山，坦⽩说他不姓许，有关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务请原谅。他登门拜访，只是受朋友之托，前来付一包东西给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许先生”告诉南榕说，这包东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宾前亲笔写的，小董本想留下录音带，但怕录音有误差，所以决定用手写。小董在偷渡前夜，把这文件托许先生转给李敖，并说由李敖自行处理。小董走后“许先生”想直接见到李敖，但是苦无门路，所以耽误一阵。最近他看到《千秋评论》第四十二期，里头有李敖二月份的⽇记，在⽇记中发现：郑南榕在二月里见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郑南榕一定可靠，所以亲自来找郑南榕，请把文件转给李敖。送走“许先生”后，南榕立刻到我家，转来密封的一包东西。我立刻决定由我写篇文章发表。两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后来听说，南榕在发排我这篇文章时，在杂志社“清场”提前让人员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觉，由此可见。在我写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带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时告诉我，为防这一密件的实真出问题，那位送信的“许先生”虽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杯上会留下手印，可以追踪。我说我相信东西是小董写的，没问题，⽔杯可以洗掉，免得给送信人惹来⿇烦，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杯洗了。这个故事，显示了郑南榕虽然刚毅木讷，学哲学的，但是极有才⼲，做事举重若轻“于无声处听惊雷”真是罕见的大将。
这种罕见的大将，在发起反国民的“五一九绿⾊行动”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五一九绿⾊行动”倡议之初，大家都意存观望，但郑南榕认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无，心里还想：“这回给郑南榕买爆竹玩。”后来行动开始，把国民闹得七荤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郑南榕这种大将，国民当然要去之而后快，所以在他加⼊并推动“湾台
主民”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等相继而来的时候，国民只好以康宁祥系大将张德铭控南榕讼案为借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国民《央中⽇报》以“郑南榕落网”的大标题，广事宣传，俨然把他当做江洋大盗。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府政骂他洪⽔猛兽，江亢虎说，我姓江，江者，洪⽔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兽也。说我洪⽔猛兽，我真⾼兴呢！如今郑南榕以江洋大盗落网，乍看不伦，实乃神似。郑南榕办《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发起“五一九绿⾊行动”、加⼊并推动“湾台
主民”最后又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在思想界与政治圈中不断兴风作浪，说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盗，不亦宜乎？南榕下狱后，我亲自送十万元到他家里，给他⺟亲；另约南榕太太叶菊兰和邱谦城（杂志社业务负责人）到我家，面致五十万元，告诉他们：杂志赔了钱，本来与南榕讲好各赔一半的，现在由我全赔，不要南榕赔了。叶菊兰谦辞，我強她收下。南榕出狱以后，1987年2月5比他由曾心仪访问，刊出访问记。曾心仪问他：“李敖与你的私，大家都很了解。在你的这个案子里，很特别的，我们看到李敖对你的关心是对别人从来没有的。从你被收押起，他就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么样？”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非常深，我们的往已经不是普通朋友的往。人家说：‘君子之淡如⽔’，我和李敖的君子之是厚如藌、浓如藌。他会对我这样超乎他平常对朋友的行为规范，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会出庭、打点等等，他用写文章来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和我的情不太一样。他会对我这样，是因为看得起我办杂志有格。他对其他的朋友只会做到某一个程度。”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情。在访问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评湾台人的文章。他说：“李敖常常发表政治方面的意见，他刺伤了他现有的听众。他现有的听众大部分都只见过湾台岛。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动，他也没有放弃湾台，也没有和国民妥协要国民让他去国美那么大的家国。他在这里批评、批评、批评，就是他喜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希望这边的人他妈的比较有格调一点。”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对湾台的感情。
本来办杂志是争取言论自由、鼓吹人权主民的，但是南榕愈办愈把重点转移了，我是不赞成独台的，于是两人便逐渐疏远了。1989年3月6⽇早上，他电邀我为杂志五周年写几句话，我写了《言论自由还是第一优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们的一脸苦笑”那次电话通了四十分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中我反复举证，告诉他独台是一种梦幻“我们要牺牲，但是不要为梦幻的理想牺牲”从此以后，南榕的声音，对我已是绝响了。一个月后，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我由叶菊兰、邱谦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儿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间，似有无限深沉与哀怨。竹梅十岁时写诗说：“爸爸像太一样，如果太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对小女儿而言，南榕是太；但对好朋友说来，南榕是孤星。正因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民进。南榕自焚殉道后，民进趁机拥死人为筹码，奉他为“灵魂员”殊不知南榕不屑⼊这种，正因为这种的政客没有“灵魂”他们唐突死者，无聇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后，一个说法是包围杂志社的察警们谋杀了他，这种郑南榕非自焚论，在“立法院”由尤清、朱⾼正带头，就非自焚论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大作文章：陈⽔扁太太吴淑珍也依据陈永兴、⻩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四十名民进员借口“国民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行游。——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说词呢！
事实上，郑南榕决心自焚殉道，早见于该年2月18⽇《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四六期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的从容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柔地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內，自行了结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呜呼南榕，在生死大节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实真不虚矣！
我捐给南榕搞“五一九绿⾊行动”的十万元，来源颇为有趣。那是我告国民议员郁慕明诽谤的战利品。郁慕明最后以道歉、赔款同我和解，并成为朋友。我借花献佛、“因粮于敌”把十万元捐给外。我给南榕的时候，南榕说：“李先生你捐了这么多钱，整个的宣传费用，都解决啦！”后来得知参加者每人⾝上佩贴的圆形五一九绿⾊标志，都是“郁同志”出的钱！
郑南榕并没有钱，他办杂志的一些资金，是向我借的。他采纳邓维祯的建议，把我名字以“李敖总监”形式，单独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广招徕，为时年余之久。后来我笑谓：你晓得俞大维挂名做“国防部长”的奥妙吗？他挂名，目的就在把蒋经国带进场，最后还政蒋氏，由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我⼲了一年多了，还是由你来挂名吧。从此以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就在封面上改由郑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杂志”除了《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月刊外，我还办过《乌鸦评论》周刊，自1988年10月1⽇办到1989年3月17⽇，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办月刊。办周刊，还办报纸，在国民报噤解除后，新创刊的《世界坛论报》邀我写专栏——《世论新语》。《世界坛论报》是一家低格调的烂报，只因全湾台只有这一家报的发行人愿意邀我写专栏，并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论自由，所以我也就以“尔为尔，我为我”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最后发行人吃不消，大家闹翻也、绝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无遗憾，但恨没有第二家烂报烂眼识人耳！不过，报噤开放后，我自己倒错差，有了一次办报的机会。有周孟禄者，学新闻出⾝，是⾼斯机的总代理，报噤解除后，他机会大好，大卖这种印报机，但却回收了一些旧的印报机，堆在仓库。他想到如能把这种旧机器废物利用，以小额投资办张报纸，可能是一个好计划。因此通过海王印刷厂的张坤山介绍，以伍振环做人头，邀我合作。伍振环本是警备总部的⾼⼲，当年负责查噤过我的书，如今找上门来，我心中一边发⽑、一边好笑，于是合作起来，由我包办一切言责，办了只有一大张四个版的《求是报》。这报极有特⾊，从不奉“华中民国”正朔到天天彩⾊“三点要露”臭“新闻局”热闹万分。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帮我，就每天出刊起来了。从1991年2月27⽇到8月20⽇，办了近半年，最后以曲⾼和寡、资金不⾜，以致中道崩姐。虽然周孟禄、伍振环双双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说，他们两人实在眼光不错。——他们能找到李敖做这场空前绝后的大买卖，虽然买卖垮了官司在，但他们绝对可附李敖骥尾而青史留名，桥也桥、路归路，我虽然告他们背信罪，但仍不埋没两人的功劳。
办报期间，彭明敏来信问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写这一生涯：
《求是报》一办转眼两个月了，忙得没有好好回信给你。前一阵子看电视张学良说他是“很胆大妄为的”我想我办《求是报》，也属“胆大妄为”的一种。因为按情按理按实力，我实在没有办报的财力，正因为如此，报却办了出来，除“胆大妄为”外，殊乏其他解释。
《求是报》开办以后，我个人倒还好，因为即使不办报，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办报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办报的同人，忙得人仰马翻，以致屡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这一忙，吓坏了他，乃留书出走，略谓Georgesantayana与舂有约，他老孟与乡村有约云，一走了之，潇洒无比。
虽然屡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岂怕别人叛我的变，仍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何况老孟并非夏桀也乎？
老孟写文章，考究环境，他说最理想的地方是狮头山庙里，青山绿⽔、清风徐来，才有灵感。他问我为何随意下笔就千言，不要靠灵感，我说
女接客，要不要靠
？靠有才能接客，还能⼲这行吗？
不管怎么责人而不责己，《求是报》办出来，可谓“恶有恶‘报’”当年我曾说“如果你想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办杂志”（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说的），如今当修正为“劝他办报纸”了。
不过，不论怎么“悔不当初”《求是报》总算做到了一点，就是全部都是可读的东西。就光凭这一点，《求是报》就是鹤立
群啦！
虽然理由头头是道，可是夜里三点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诗说“老去无端玩古董”我倒有点“老去无端办报纸”之感。盖办报之事，在去年10月12⽇以前，我一起认为对我是天方夜谭。报办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点半”了，——每天跑夜里“十二点半”了。《求是报》每天夜里四点钟由DHL快传到国美出美洲版“十二点半”正是“‘夜’正当中”呢！
你说“每⽇出报，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谢打气。
1991年11月三⽇，我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今双双达成它们历史的、阶段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酞。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是我五十六岁时创办的，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京北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国中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因此我用两百页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虽是杂志，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并不是我一个人发言，而是把特立独行之言、振聋醒聩之言、“虽⼲万人，吾往矣”之言，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不论新旧，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与弹花，为“国中”开道、为“国中人”导向。“国中人”混蛋混蛋満天下，上自⾼等知识分子、衮衮诸公；下至匹夫匹妇、贩夫走卒，滔滔皆是混蛋、到处都是混蛋。在这种世风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话、主持一些公道，这是起码该有的独来独往。《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就是在这一抱负下创办的。这是全湾台唯—‘一个崇尚真理、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派的杂志。我敢说，看了它，湾台任何刊物都“不够看”、都“何⾜数”了。——浅人看来，这种开场⽩有点吹牛；但真正有眼识泰山的人看来，李敖几十年孤军奋斗、呼啸丛林的纪录，岂不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吗？
《李敖求是评论》共办了六期，为时半年。到了1992年4月1⽇，我急着写我要写《京北法源寺》以外的那些书，决心结束每月不得安宁的写作方式，于是在《李敖求是评论》第六期出版后，告别了这一每月腾折的生涯。自《千秋评论》起算，这一生涯长达十年之久。
这十年中，我带头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整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这一情景，我有一首浴盆中作的打油诗，约可谈笑得之：
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
只做单⼲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翻。
早戒夺命酒。不菗长寿烟。
忙时撼天下，闲来逛地摊。
周公不吐哺，独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东流浑似⽔，北望气如山。
舂去人稍胖，老来心更宽。
蜀中需大将，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笔写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酿工蜂藌，不搬陶侃砖。
知音究竟少，何必相见？
五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腐⼲。
她将裙儿解，我把子穿。
夕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六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诛群
，笔伐大汉奷。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湾台。
我这十年的“笔伐”大业，內容涵盖极广，回忆录中无法细表，大体上可说天文地理，无一不批；三教九流，无所不捣，这在我办的《乌鸦评论》发刊词中，早有概括的描述：
四百年来，湾台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
相
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魔的岛。这虽然没有威尔斯笔下“莫洛博士岛”那样光怪，但它的陆离，却超乎英国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处这样子的岛上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出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的败腐、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
糊、行为的信、社会的狂疯、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湾台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琊，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英国古歌《两只乌鸦》里，乌鸦对话，去吃死尸，最后吃得“⽩骨剥露，凄风永拂”乌鸦的功劳，不正是如此吗？
以上的概括描述若以具体表征，看我一次“吃死尸”表演便可落实。以批蒋介石为例：蒋介石是武人，但综其一生，有武无功，可为定论。但蒋介石本人和他的走狗们，却厚颜丑表其功，从在陆大时举国上下，到逃到湾台后全岛上下，都众口一声。这种现象，别人能受，我绝不受，因此奋笔为文，以千秋之笔，斥一时之谎，虽在蒋家天下统治下，却一无所惧，我这种人格与文格，可谓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来，不噤频频佩服自己也。
我从在湾台出书以来，在我名下被噤的书，⾼达九十六种之多，国民箝制言论自由，有如此破世界纪录的成绩，真令中外侧目。或说这种对异己的不容忍，是国民师承国中文化使然。其实国中文化也不尽如此。骆宾王生前是骂武则天的，但在《新唐书》说他“亡命”后、《旧唐书》说他“伏诛”后，武则天却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说：“无人信⾼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国民没有也！所以局面是“无人信⾼洁，他来噤我书！”——国民唐突国中文化，武则天不着也！
国民一查噤了李敖的书，便即时出之以抢书行动，我却尽量用计谋减低损失，就是同他们捉蔵。不过，有时来不及捉蔵，他们先驰得点，查到装订厂，先来抢书，那种情况，就最惨重。那种情况都由上级人员带队，手下的人也放不了⽔。《千秋评论》第二十七期出版前，我嘱咐我弟弟，所有的书不要全部在装订厂集中，这样的话，他们到现场抢书，顶多只能抢走一千本。那天正好是礼拜六下午，天气很好，我弟弟看第一批书已经全安出笼没有被抢，他就跟工人说，我们下午赶快一起装订完了，大伙好出去玩。于是就运进了一万本，该死的我弟弟出完了馊主意，竟然还跑回去便大，结果当天下午一万本被抢得⼲⼲净净。我当然大发脾气了，我骂说：“強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跟他打个照面吧！強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里不能便大？还非得跑回来便大？人家‘肥⽔不落外人田’，你却‘⽔肥不落外人田’！”不过，我弟弟的辩解却是：“敖哥，你不知道，每印几期，全安过关后，印刷厂装订厂就要向官方告一次密，大泻一次，给官方做点成绩，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一些合作的纪录。——他们跟我们、跟官方，是替合作、两头合作的。他们是你的朋友，有时候也客串你的敌人，不得不告密。何时书被抢，其实跟我的⽔肥并无关系。我的⽔肥肥到哪里，都是一样啊！”蔡汉勋（陈中雄）是我这十年笔代成绩的最好统计者，他在《文化顽童李敖——李敖被忽视的另一面》书里，有《李敖复出文坛的总成绩单》之作，他指出：
“文化顽童”李敖在1979年6月复出后，除了办过每⽇准时发行达一百七十二天的《求是报》外，他更以令人难能置信的毅力先后创办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百二十期、《李敖千秋评论》号外四期、《万岁评论》四十期、《李敖求是评论》六期、《乌鸦评论》二十四期；以及出版过八大册《李敖全集》、七本《李敖新刊》和三十余本丛书，堪称是著作等⾝的文坛异数。
蔡汉勋又有“官方查噤李敖著作的‘理由’”一节，我菗举二十六册，以见数斑：
《孙逸仙和国中西化医学》：刊载“新夷说”一文，內容将“国⽗”遗教断章取义，故为曲解⾜以淆
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传统下的独⽩》：攻汗湾台当局现行法制，恶加渲染，⾜以淆视听，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
《历史与人像》：诬指孔子为反动，并歪曲历史事实，⾜以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为国中思想趋向求答案》：诬蔑儒家思想，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文化论战丹人剥：诬指传统文化是繁殖共产主义的温
并为其铺路，⾜以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教育与脸谱》：鼓动生学背叛师长，并煽惑学界“造反”、“⾰命”⾜以淆视听，危害社会治安。
《上下古今谈》：公然反对湾台当局法令，诬指察警公报私仇，
良为娼，⾜以淆视听，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
《乌鸦又叫了》：作者借彭明敏事件之发生，倡言发起“学习李敖运动”鼓励青年走李敖路线，自认代表“反盲动”“反以暴易暴”“反
杆对付异己”并妄言“主张和平改⾰、社会改⾰、思想改⾰”显有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之害，并有危害社会治安之虞。
《孙悟空和我》：指“蒋廷黻对经济自由的认识是错误的”并诬指有“这种论调的人，他们专门表演集体、统制、官办、营、公卖、国有等把戏”显有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之害。…
“李敖写的信”：诬指“內政部”依据出版法“侵害”民人自由系“违宪”并主张知识分子提倡“不合作主义”显有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及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之害。…
“也有情书”：攻击湾台烟酒公卖制度为“专卖的统治经济制度”并诬指烟酒专卖为“垄断的苛税”另妄称“老百姓⿇木得没有‘心’了”显有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之害。…
《不要叫吧》：诬指“出版法”完全“违宪”煽动民人“多还他们几手”并指“社会上‘暴戾之风’系法律不能为其辩冤⽩诗，自然最后要被到绝路上去，‘官民反’”等，显有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之害。
《千秋·冤狱·》（千秋评论①）：內容淆视听。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
《放火·放⽔·光》（千秋评论[11]）：其中之《放火的》及《论中门村事件》两文蓄意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鼓煽暴力、夸张事实、淆视听、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政治·女人·蛇》（千秋评论[16]）：《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废除的吗？》及《政治与殖生器》等文，內容淆视听，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
《老儿·小儿·病》（千秋评论[22]）：刊登《王国维杀自写真》、《天涯哭此时》等文，內容歪曲事实，淆视听，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
《钞票·肚⽪·尿》（千秋评论[26]）：其中《国民与钞票》等文，內容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破坏“军国”团结，更以亵猥文字，破坏社会公序良俗，淆视听，⾜以影响民心士气。…
《大使·老鼠·怕》（千秋评论[27]）：其中《国民的三通前科》、《大使垮台秘闻》、《上县太爷书》等文字，曲解事实，蓄意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淆视听，⾜以影响民心士气。
《活爸·死爸·黑》（千秋评论[28]）：其中之《世⽗子泪》、《活人不要要死尸》、《向国民讨十大债》等等文字，为共宣传，曲解事实，诬蔑“当局”蓄意挑拨分化‘当局”与民人情感，淆视听，⾜以影响民心士气。…
《放庇·放庇·真放庇》：（万岁评论③）：其中之《人间不是你们的》，《马璧奉化现形记》、《从〈我是客嫖〉到〈我是xx巴〉》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曲解事实，诬蔑“当局”蓄意挑拨，分化‘当局”与民人情感，淆视听，⾜以影响民心士气。…
《打炮·打炮·别打炮》（万岁评论）：其中之《乡愁》、《马可仕》、《文化》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捏造谣言，蓄意淆视听，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以影响民心土气。…
《涨价·涨价·买》（千秋评论[40]）：部分文字內容扭曲事实，并捏造谰言，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淆视听，挑拨当局与民人情感，⾜以影响民心士气。…
《蒋介石研究》：其中部分文字，前于千秋、万岁评论丛书各期刊载时，已予查噤，今再予刊出。…
《蒋介石研究续集》：部分內容不妥。…
《蒋介石研究三集》：部分內容严重不妥。…
《孙中山研究》：封面违反“出版法”规定，应予行政处分。
上面这些洋洋大观的罪状，如果逆向思考，岂不正好反证了李敖的功劳所在吗？这种由敌人揭发的罪状，只消一念反转，就是我的功劳簿了。我再举胡秋原在“1991年度诉更（一）字第十五号”的“民事答辩状”为例：
原告（李敖）虽非知名作家，但确实写了许多文字，其所写之文字，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卖国汉奷的，原告曾写文字污辱湾台当局为“伪府政”原告要“鞭蒋介石之尸”又说李、郝体制是“谬种流传”要速加打倒蒋家余孽，骂李登辉是“伪总统”郝柏村是“奴才”又骂“最⾼法院”“荒唐”、“笑话”原告还控告李登辉伪造文书。第二类是亵猥下流的，以原告最近之作品为例，如“从小就
在女人
”（按此指“新闻局长”邵⽟铭说的，而被胡秋原断章取义）、“xx巴学”、“xx巴中正”、“庇股功夫”写“文诗”満纸殖生器、排怈器。又原告自《乌鸦评论》以至《求是报》，每期必刊一舂宮照片，且要李登辉“总统”、前“新闻局”局长邵⽟铭看他的“三点不露”如此下流不堪⼊目之作品，不胜枚举，古今中外有如此以亵猥文字，妨害风化之知名作家乎？
上一宣布，可与当年徐复观所列李敖罪状比美。此李敖赫赫之功也，见誉于敌人之手，看似骂我，其实不知乃肯定我也。
笔伐时期，在编印发行上重要的“共犯”有：“汝清”林秉钦、叶圣康、“老大哥”张坤山、赖阿胜、石柏苍、⻩菊文、苏荣泉、何⽟芳、苏久洲、苏世芳、曾骏龙、⻩慧隆、郭宝秀、洪富仁、詹赐珠、姚文玲、张月华、陈淑美。陈兆基、胡基峻、孟绝子、李放、郭文宏。特别一提的是吕佳真，她毕业东吴历史系，自参与李敖出版社后，所有阶段的出版品，无役不与；编校、印务、仓储、发行…十项全能。办《求是报》时，甚至在办公室打地铺而眠。工作精神与成绩，允称第一。我李敖生平不没人之功，特此肿列“共犯”聊示崇德报功之至意也。
我1982年2月10⽇出狱后，展开笔伐时期，大量为外杂志写文章，公论所在，蔚为重镇。4月25⽇，我四十七岁生⽇，外人士为我在紫藤庐祝寿，虽然许荣淑等坚邀，我不肯露面，喜独行。四十七天后（6月11⽇）的下班时间，我在忠孝东路独行，认识了“安”那时她在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不久。当晚我请她在法国餐厅罗曼蒂吃饭，自此就有了“安妮一千⽇”式的往“安”和我之间没有任何书信、游踪、也没看过电影，两人见面就进浴缸，在一起的时间，似乎上多于地上。大约每周两次，都使我尽而
。“安”⾝⾼一米七一，⾝材修长，⽪肤⽩皙，我爱做时喜从三面大镜子中看多角度的变化，而“安”却是镜中的极品。她带给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长久、最单一的上⽇子。“安”喜看小说，一整套一整套地看，又写了一手好字，偶尔说笑话，但不多话。她最喜猫，而格也最像猫，来时美丽，去时无声。我送了她一只波斯猫，取名“波波”有一次过年，她回花莲看她⽗⺟“波波”暂寄我家，我酷爱之，为写《波波颂》一文并定为书名。胡茵梦说她以前养过一只波斯猫，但懒得给它澡洗，结果浑⾝沾了泥土粪便，积重难返，乃把⽑剪短，结果不成样子，不要了。我说：“你这不是爱猫，你是害猫。你对猫的爱，我看是假的。”我笑胡茵梦是“假爱猫家”而我却是“爱假猫家”因我不养猫，只看猫照片。但“安”却是真正的爱猫家。
所谓我不养猫，主要是没时间。十七年前，我弟弟捡到一只退罗猫，送了过来，该暹罗猫作息有定，只在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跳上我书桌，表示：“老爷开饭了，停工吧！”其它时间，一切自理，绝对尊重我的私生活，给我印象不恶。后来此翘家猫去，港香邵氏公司马芳踪送另一逞罗猫给胡茵梦。于是胡茵梦和我，就养起马家猫。不料胡星妈大叫一个人寂寞，坚持要马家猫给她。胡茵梦说另找一马家猫给胡星妈，胡星妈不肯，非此马家猫不要，大闹不已。我意不能平。我说：“当初说把这猫给她，她不要，现在我们养了，她又抢，这是什么意思？”但胡茵梦，孝女也，仍忍痛予之。于是我家缺猫，正好我弟弟养了一只暹罗猫，说还不错，愿暂借养。于是李家猫到。但该李家猫绝非李家猫，因为太没骨头与志气：在没骨头方面，不论你怎么摆它，它就怎么成姿，你把它横披在脖子上，它就像巴黎贵妇人脖子上的狐狸披肩一样，完全成注音字⺟“n”字符号，动也不动“n”在你的脖子上，浑⾝若无骨焉。在没志气方面，该猫极贪食，你吃饭时，它跳到你腿上吵着要吃，屡骂无效、屡打不退，愈关愈鬼哭狼嚎，太不成体统。如此没骨头没志气的家伙，虽极美丽，然为我所不喜，我把它叫做“全世界最不要脸的猫”最后，李家猫出局，我跑到信义路生新南路口，在猫店笼子里，物⾊到一新暹罗猫，此猫下巴很胖，是暹罗猫中的上品，我抱它回家，正值胡茵梦出浴，她欣然裸
此猫，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人猫画面。我离婚时，鉴于胡茵梦“守⽟如⾝”、“爱猫如己”把古⽟和猫都让她留在⾝边，当然这不是“陪嫁”这是“陪离婚”从此我长时期不再养猫，也不再收购古⽟，一个人做工快活。一天在杂志上看到，说胡星妈胡茵梦为了怕猫生小猫，乃予阉割，猫从⾼楼跳下，杀自⾝死，我见此消息，心中惨沮，不乐终⽇。这头猫店笼中猫，极为通灵，我常对它开玩笑说：“要不是我把你救出来，你恐怕还在监狱里！”它若有所悟。它的离去，使我想起金露华电影中那只猫的离去，使我颇为感伤。胡茵梦那么信，我想她如看过爱伦坡写神秘人猫恩仇的《黑猫》短篇，一定若有所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