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何时结束?群体免疫靠谱吗?卫健委高级别专家深度解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为主题的“凤凰网超级财经周”线上交流,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从中国到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目前疫情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但我们依然没有从疫情防控中走出来,还要防止疫情反复的风险,并做好与之长期共存和战斗的准备。

5月10日, “凤凰网超级财经周”的第四天,我们邀请到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与卫生领域专家、抗疫一线的医疗人员一起复盘抗疫经过,探讨下一步疫情应对与结束应该怎么做。

曾光等专家一致认为,疾病想要有效的控制住,要取决于疫苗研制的速度。要提高疫苗研制的能力和速度,全球各国应该合作起来而不是对抗。

曾光直言美国指责中国瞒报是不实的,中国早在1月份就向世界做出了预警,但美国受制于经验和反应滞后、医疗福利制度不力、封闭措施不果断等因素导致疫情蔓延。

曾光仍警告不能误以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很好。在曾光看来,中国公共卫生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刻,这些困难,包括公共卫生系统待遇低、地位低、人才流失也严重。2003年以后,尤其是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希望未来对此的重视能够常态化。

曾光等专家组成员,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总指挥马昕等一线人员都动情地表示,要向武汉人民致敬,向各地医疗人员、卫生系统人员致敬。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对全球健康安全非常重要,对世界经济也非常重要。

在曾光看来,这个答案不取决于中国,甚至也不取决于美国和欧洲,而是取决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预防控制最差的国家。如果中国疫情流行的高峰作为第一波,欧美的作为第二波,那么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三波刚刚开始。只要有一个国家控制不好,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曾光等专家一致认为,疾病想要有效的控制住,要取决于疫苗研制的速度。疫苗研究成功后,全世界易感人群要尽快接种疫苗,接种好了就能迅速控制。

在曾光看来,疫苗如果研制成功,不论是哪个国家先研制成功,都是人类的福音。各个国家应该合作起来而不是对抗,特别现在不应该甩锅,应该客观的看到了自身防控出现的失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刘国恩也表示,如果各国在研发疫苗的过程中不再是相互竞赛的状态,而是把资源和成果整合在一起形成全球性的团队,那么研发疫苗的能力将会提高,研发疫苗的时间表也可能会提前。

“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去探讨有没有这种可能。”刘国恩坦言,“如果这一次还来得及,我们可不可以共享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相互的力量,组成一个全球队伍;如果这次不行,至少下一轮我们很可能面临第二轮、第三波的攻击,我们有没有可能全球携手合作,来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从而使得人类最终战胜这个疾病。”

对于此前热议的群体免疫理论,曾光表示,这种观点绝对错误。因为从传染病流行历史来看,过去很多传染病如天花、百日咳、等,在疫苗研发出来前流行千年里都是群体免疫,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通过群体免疫就控制住了这些传染病。

曾光还提醒,我们要做好新冠病毒长期和人类共存的心理准备,因此他们复工复产需慎重,要警惕疫情再反复的风险。

刘国恩表示,经过两三个月的抗疫,目前从每天新增新冠肺炎患者总数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接近了最高峰或者在处于下行态势,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但巴西、俄罗斯等有抬头趋势。但从全人类来看,仍处于基本可控状态。

最先受到疫情冲击的中国已成功控制了疫情,而曾经看热闹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疫情如火如荼。这也造成了西方世界一些不理智的指责。

曾光直言,美国在说中国隐瞒疫情的时候,应该先问问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够不够绅士。因为早在1月3日,国家疾控中心(CDC)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而且因为中美两国有公共卫生合作关系,1月4日就向美国CDC主任通报了疫情。

曾光表示,美国控制不力,首先是美国已经一百年没有以举国体制来应对传染病大流行了,上一次是应对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此后百年,公共卫生事件都没有这么急、规模这么大,不需要政府走到前台。因此,美国一开始将新冠病毒当成大流感,不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没有做好认真的准备。

此外,从SARS到甲流,中国都是采取人道主义的措施,对中国公民一律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医学观察;而美国没有这样的体制,核酸检测起初要付费,穷人付不起,之后医疗保险报销一部分,而美国还有2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防治对策上美国也出了问题,中国既要防病治病还要防止病毒传播,可是美欧很长时间只管看病,不管病毒传播。美国许多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封城禁足举措实施太晚。“美国最高领导人不会迅速采纳虚心专家的意见,好像总统什么都懂,可是实际上很多事确实是外行。

对于武汉封城,曾光表示,武汉封城没有预案、没有准备,制造了很多麻烦。但如果晚几天封城,中国可能会出现好几个武汉,世界上的形势会比现在还要糟糕的多。

“很多苦难都由武汉人承担了。应该向武汉人民致敬,向一切援助武汉的人致敬,武汉封城成了中国疫情真正的拐点、转折点。“曾光动情地说。

曾光指出,在这次战疫中,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不少表现好于老师美国,但不能误以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很好。在曾光看来,中国公共卫生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刻,这些困难,包括公共卫生系统待遇低、地位低、人才流失也严重。

“财神跟着瘟神走。”曾光说,没有传染病流行时,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就会降低。SARS以后国家确实是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都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以后的很长时间,特别是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

“钟南山院士有一句话说的好,就是和临床相比,公共卫生地位低,我觉得是这样。”曾光说,中国公共卫生体制凝聚力不够、很多骨干人才都离开这个队伍。一流公共卫生学院人才毕业后到机关卫生系统工作的不到2%。他希望以后社会上要像关心临床医生一样关心公共卫生队伍,尊重公共卫生系统的贡献。

刘国恩提出,要优化常态化的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机制。2003年以来我们的直报系统很完善,但是过度集中,导致中层、下层不能够决策,要一直等到最上层做决策。

“我们要探讨,使用这个数据系统要如何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授权,使得我们未来再面对这样的疫情发生,不至于在制度流程当中浪费我时间和机会,以至于全民都质疑为什么这么好的系统却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刘国恩表示。

谈及抗疫过程收获的经验,作为援鄂抗疫的一线经历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总指挥马昕表示,方舱医院或者叫移动医院、临时医院,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在城市建设里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点,应该写进教科书。未来所有的大型城市都要排摸一下,哪些大型的校舍场馆当成移动医院,可以当成临时医院或者方舱。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储备,城市战略储备,国家战略储备。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感染疾病科执行主任、中央保健委会诊专家林明贵强调要注意疫情反复风险,作为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更要练好自己的本领,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注意筛查可疑的病人,要及时上报、及时会诊,及时地进行交流、信息的分享,堵住源头。”

多位专家提出,我们要做好和新冠肺炎长期共存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冠病毒有清晰的认识:患病率有多高,患病以后死亡率有多大?哪些人更容易受到威胁?

据刘国恩介绍,从截至目前的数据来看,新冠肺炎的患病风险与年龄无关,但死亡风险上,死亡人数高度集中在中高龄老人。还一个风险因素是基础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糖尿病、呼吸道疾病、高血压、肿瘤等基础性疾病患者的死亡风险更高。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风险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存在差异,死亡风险在低收入人群中其实会更高。

刘国恩表示,未来长期可取的战略措施,是进行“全民检测”,即要尽量对所有人群进行大面积检测措施,包括常规的血清抗原检查,以及对抗体的检测。

刘国恩做了一个测算,目前抗原检查价格是20-30美元,抗体检查大约是15美元左右,如果每个人做一次检查,总花费是220亿美元;而如果进行全面封城将对经济造成更大损失——以IMF测算今年GDP下行5%左右,即损失高达71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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